清朝从年入关到年清帝溥仪退位，共持续了年的国祚。清朝作为一个和现代资本主义一起步、发展的封建国家，其在全球逐渐走向工业化的趋势下能够将封建体制延续了近年，中间还接连出现了两次的盛世，在外部环境与时代潮流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清朝的统治简直是创造了奇迹。对于清朝绵延的兴盛，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应当与他在制度方面的创建有着相当重要的关系，如清朝对中枢机构的变更与调整，军机处的创建等，包括奏折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完善。奏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奏折是统治者用以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和依据。在清朝初年，是延续了明朝的做法，这个信息的来源是奏本和题本，其中主要是以题本为主。但是题本有着很多的不足，比如制度单一，虽然有时候也要求公题私奏，但经常是公私不分。并且上呈的过程也是相当繁琐，首先地方官员的题本要送往通政使司，然后再从这地方送到内阁里，在内阁还需要先经汉本房，进行翻译、登记，然后再由满本房进行校对和膳正，再送往票签处，在这里经侍读校阅汉文，汉中书再拟定草签后，再交满票签中书翻译为满文，再送给大学士观阅审核，再回到满汉签处，写好正签后，给拟本处，转内奏处登记，这样才能送到皇帝手里进行批读。这样繁琐的递送程序，其工具的意义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及其影响效率，并且地方官员给皇帝的内容众人皆知，毫无保密性可言。这样一来，皇帝收到全国的新信息就会被延迟。在清朝初年，刚刚进入关内夺取天下的满族统治者，急需一个畅通无阻的渠道来获取各地的信息，同时还要保证自己的权威，保证皇帝与中央的集权，这样一来，奏折制度也就顺应而生。这奏折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呈给皇帝秘密文书。据悉，这奏折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清实录》中，当时是顺治十三年，但是至今为止，研究人员们也没有见到过顺治年间的奏折，因此有人怀疑这是康熙时期修撰前朝实录时的误写。奏折制度大多认为是康熙皇帝所创立，康熙皇帝即位后为了及时整治前朝留下来的腐朽政治，需要去秘密调查官场，知晓民情，于是就暗中委派自己的亲信，把他们真实的所见所闻及时上报给自己，康熙帝也曾说：凡督抚许上折子，原为密知地方情形，四季民生，雨旸如何，米价贵贱，盗案多少等事。并且也直白说，天下那么大，他一个人是无法全部得知地方情况的，“若不密奏，何以洞悉？”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作为奏折制度的创建者，康熙皇帝的目的无非是有两个。一是为了了解各个地方的情形，弥补自己不能周知的弱点；二是这种收集信息的方式，作为一种秘密的方式去开展，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时候，奏折专门给一部分人的使用，只有皇帝的亲信才能使用，是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使用。当雍正皇帝即位之后，随即对这种制度表示了肯定与赞同。在雍正元年的时候，雍正帝在给各级官员的谕旨中就有说道：朕仰承大统，一切遵守成宪，尤以求言为急。在京满汉大臣，外省督、抚、提、镇仍令折奏外，尔等科道诸臣，原为朝廷耳目之官，凡有所见，自应竭诚入告，绝去避嫌顾忌之私，乃为尽忠。在这里雍正大力倡导官员上奏折，并且还将奏折制度进一步扩大，使得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也有了上奏的权利。一时间，官员上奏成风，仅仅是《朱批谕旨》就收录了人的奏折，而实际上奏折的人数则不少于一千人。而奏折制度在雍正一朝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密折”变成了“明折”，在雍正晚年的时候，为了宣扬自己的勤政，命内廷词臣，选捡历年的朱批奏折，付诸刊刻。直到乾隆三年才具体成书，共有18函，帙，卷，名为《世宪宗皇帝朱批谕旨》，由此，奏折制度才为天下人所知。奏折的扩大化使用和公开化，对奏折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乾隆皇帝对奏折的制度化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在即位之初，乾隆帝便肯定了奏折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在雍正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就发出上谕：若有密封陈奏事件，仍令本人自行交奏。那些原本具有上奏权利的官员如外省督抚提镇、学政等，“俱著照前题奏”。之后不久，乾隆帝又扩大了上有奏权利的人数，并且还恢复了雍正时期一部分官员俱折言奏的权利，使得拥有上奏权利的全员日益庞大，如乾隆三十九年，谕令各省盐政、关差“如遇新异案件及有关紧要者，即应就所见据实奏闻”。此外乾隆帝对奏折制度化的工作还有：统一了奏折的呈递与书写的格式，并且规定，奏折上递，需要用夹板或凭匣加封，封面上必须要著名日期：奏折必须要书写工整，清晰，不符合规范者加以处分。最主要是统一了奏折的递送渠道，把奏折的收发汇总到了奏事处，将奏事处分为内、外奏事处，外奏事处由内务府选人，内奏事处由奏事太监充当，并且加以限制，防止宦官与外臣进行勾结。这样一来，清点的各级文书才逐渐完整，在由后世的皇帝加以修正，最终才成为一套全面、完整的奏折制度。奏折制度与传统的题奏制度相比的优点信息收集地更加全面奏折是为了弥补题奏制度的缺点应运而生的，最初也只限于报告各地的气候、雨水、民风民俗等，用来帮助皇帝了解各地实际情况，这样就会使得皇帝能够及时施以相对应的政策，能够更好地巩固清朝的统治。之后才发展到了对官场、民意的揭露，康熙晚年的时候，就讲到凡是有官场作弊的，或者是“关系民生者”，都可以“风闻入奏”。雍正时期则建立了官员轮番密奏的制度，并且下发诏令：今后各科道每日一人上一密折，轮流俱奏，或二三人同日具奏一折，一折止言一事，无论大小事务皆可据实陈之；即或无事可言，折内亦必声明无可言之故。并且雍正帝还命各地的知府。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直接向皇帝上奏他们顶头上司的职务情况，这样就可以牵制住各级的官员。在皇帝的要求下，上奏权利从最初少数官员的特权，变成了全体官员的义务，就算是没有事情也要给皇帝上一封奏折，聊表忠心，如学者方苞在为礼部侍郎的时候，就给雍正上过一封密折：“苞在修书，无事可奏。”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官员是否勤政、是否懒惰、是否优劣，百姓的生计如何都源源不断得汇集到了皇帝的面前，使得皇帝对全国的掌控更强。高度的保密性奏折再形成的最初就具备了它最主要的特点就保密性，因此奏折也就本称为“密折”，雍正皇帝就曾在即位后的第八天，发出上谕：谕总理事物王大臣，军前将军，各省督、抚、将军、提、镇等出，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若抄写存留、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宥恕，定行从重治罪”。京师大臣，凡一切有皇考朱批谕旨，亦著敬谨封固进呈。……嗣后朕朱批密折，亦著缴进，不得抄写存留。若是有人违反这一规定，就会被降罪处罚，比如议政大臣题奏年羹尧的5大罪状中就有一条：奏缴朱批御折，故匿原折，诈称毁破，仿写进呈。其次就是打造用于奏折呈送的专用密匣，雍正帝命内廷打造特质皮匣，配上钥匙，发给具奏的官员，具奏官员若是有了奏折，就会把奏折放到匣子里，让亲信送到京城，这钥匙则官员与皇帝一人一把，这样就只有皇帝和官员才能打开匣子看到奏折。同时，为了防止奏折内容泄漏出去，对奏折有关的人都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并且严格了执行的程序。如：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军机处听候差遣皆选15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军机处章京办事，各部院大小官不得擅入其窗前阶下，不得闲人窥视。文武满汉大臣俱不准至军机处同军机大臣谈说事体，违者重处不赦。因此在雍正之后，关于奏折的保密措施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奏折制度在清朝政治运作中的巨大作用加强了清朝的中央集权当奏折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之后，各级官员都有了给皇帝上折子的权利，这样就可以让皇帝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新的消息，方便了对事件的了解，使得皇帝的命令能够更直接被施行，使得地方官员的权利得到了削弱。同时，由于大小官员都有了上奏的去权利，各官员积极上奏争宠，从而变相成为了皇帝的探子，各个地方官员们，互相牵制，彼此监视，从而加强了皇帝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正如乾隆年间成书的《四库全书》其中所说：题本由内阁票拟者，遇事涉两歧，辄公善双签以请，无敢擅转。而乾纲独握，自增用奏折以后，皆高居紫极，亲御丹毫，在廷之臣，一词莫赞，即朱批谕旨是也。并且奏折是直接递给皇帝的，避开了内阁，皇帝在批阅奏折的时候，不用和内阁大臣商讨，从而将内阁的票拟权剥夺。尤其是在雍正中期设立了军机处之后，具有了对奏折的记录、封发、记档和廷寄的权利，更是完全将内阁架空，使得原本名为“宰辅”的大学士，变为了闲人。从内阁变为军机处，从题本改为奏折，这样的交替更改了清朝的权利分布，使得清朝的专治体制大大增强。提高了行政运作效率奏折为何能够取代题本，其主要原因就是它要比题本更加简便，传递更加迅速。最初奏折的传递需要直接由具奏者亲自或者派亲信送到宫门口，在经过奏事太监，进呈给皇帝。这样就减免了其中传递的很多步骤，大大提高了传递的效率。到了康熙后期，由于各个地方的官员都有了上奏的权利，为了减轻具奏官员的传递负担和保证传接的及时，因此决定各地呈递奏折的官员和其亲信都可以程驿马进行递送，并且将这一方法固化、制度化。由此和题本上奏的方式相比较，奏折的流通、传递都是相当便利和快捷的。总结：清朝的奏折制度来源于前朝的提本制，但是它又有不足之处。因此在康熙时期，为了弥补它的不足，应运而生了奏折，而后雍正与乾隆两朝又加以完善，使得奏折制既能提高管理官员的效率，又增强了皇帝的中央集权。由此可以得知，清朝能够延续几百年的国祚，这奏折制度功不可没。参考：《清世祖实录》《康熙起居注》《雍正帝及密折制度研究》《清代中央机构文史保密制度》《四库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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