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爱德华·斯诺登自传《永久记录》推出中文版。斯诺登少年时代经历了互联网的兴起，深受“骇客文化”的熏陶，大学毕业时恰逢“9·11事件”发生，他立志要报效祖国而成为了一名特工。在为国家安全局效力期间，他慢慢体会到情报机构的“全民监控系统”与民主价值之间的裂缝，而走上了“吹哨人”（Whistleblower，泄露政府或机构机密的人，又可称为泄密者）的道路。年，身为特工的斯诺登讲两份绝密资料交予英国《卫报》与美国《华盛顿邮报》，揭露出美国CIA以反恐为名，自年开始执行的代号为“棱镜”（PRISM）的绝密级网络监控项目，该项目通过与主流科技公司（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脸书、Youtube、Skype、苹果等公司）合作无孔不入地监控人们的通话记录、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美国境外客户及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都是该计划允许的监听对象。“棱镜门”事件爆发后，全世界舆论哗然，斯诺登也不得不因此流亡莫斯科。

不过，如这本自传中所呈现的，斯诺登并非像阿桑奇一样以反政府为己任的无政府主义激进骇客，他是一个始终对民主制度与美国宪法抱有希望的“爱国骇客”，也正是出于相信民主制度，他才愿意挺身而出。如本文作者指出，斯诺登不断提醒美国读者们宪法的内容与价值，希望人们趁还能对话时讨论、思考他的所作所为，借由民主的制度使社会与政府在讨论中进步。在“骇客文化”中，“爱国”显得幼稚而丢脸，对民主制度、政府与宪法的信任也显得过分天真。他始终在挣扎之中，最终给出的面对这种监控社会的出路是公民掌握“加密”的技术。他深知

宣称自己因为没什么好藏的而不在乎隐私权，就像是在宣称自己无话可说所以不在乎言论自由。而两者在他看来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永久记录》中文版和英文版封面

骇客少年斯诺登

什么是永恒的？斯诺登用一个双关的书名“永恒记录”（PermanentRecord），内地译作“永久记录”，巧妙地询问读者这看似太哲学的问题。“永恒记录”一词在书中只出现两次，一次在书的最开始，借由斯诺登的中学老师的谆谆教诲，告诉斯诺登他不注重的成绩会跟随他一辈子。另一次则是在他发现NSA（美国国家安全局）全面监控人民的系统时，形容美国政府的最终目的——保存每个人的一份永恒记录。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JosephSnowden）出生于年，北卡罗莱纳州。同年，也是全世界第一款具有GUI（GraphicalUserInterface，图形化使用者界面）的个人电脑——苹果电脑的Lisa正式上市。可以说，斯诺登的人生见证了个人电脑与互联网对社会造成的彻底改变。作为自美国建国以来都在为政府服务的家族的一份子，斯诺登的家庭还算富裕，也因此他能比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更早接触到个人电脑，并在青少年时代就能拥有丰富的网络探险经验。只是在没有社交网站的当时，在网上探险比现在更多阻碍，且更加难以预料。

互联网就像魔法一样，让两个在地球两端的人能几乎无延迟的交流，而且能让人接触到这辈子从没看过的信息。若我们将自己抽离对网络理所当然的心态，回想第一次接触的样子，也不得不赞叹技术的力量。有很长一段时间，互联网是片待开拓的荒野。尤其在斯诺登的年代，能在网上找到什么、会遇到怎样的人，都是完全未知的；各式论坛的IP四散在各处等你去发掘、人们架设个人网站表达自己，而又因为当时的高门槛，使用网络交流的人都具备一些互联网与电脑知识，斯诺登也在这种环境下培养出对信息技术的了解，并受到互联网匿名文化的熏陶。

年纪轻轻的斯诺登成了一个“骇客”（hacker）。骇客并不是指刻意破坏或有目的地入侵他人电脑系统的人，“骇客文化”从上世纪60年代就随着电脑与互联网的出现兴起。去“骇”（hack）指的是创意地使用现有工具，使现有的系统做到本来人们不预期用它做到的事。在互联网世界的一切看来都刚萌芽、连发明这些工具的人，都没有把握它们有多大的潜力的时刻，如何“骇”出最有趣、最没人想到的功能，成了硬核互联网使用者们最津津乐道的事。网络于是成了一片空白的画布，只要你有能力，人人都能画上一笔。年轻的互联网使用者就像参与美国建国一样，自由与平等从理想成了基础现实，网络不管、也管不着你的性别、宗教、族裔与年龄。像美国国父立宪般，网络独立宣言（TheDeclarationofTheIndependenceofCyberspace）、骇客宣言（Hacker’sManisfesto）等知名文章在初代互联网居民中流传，不外乎在宣扬一个比国家更理想的存在：人人有权做任何事。在低成本的网络传输与高速的电脑计算下，人们在网上无尽地分享知识与意见、信息与档案，自由的局限仅是还未突破的技术门槛，这衍生出对智识能力的推崇，及对规则的鄙视——骇客之所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来自他高人一等的智识能力；企业与政府想建立的规范，都是以迂腐的法律来阻止他们探索与创造。他们发觉自己处在、也意图维护一个没有人、政府或企业可以夺取自由的地方：一个无政府的乌托邦。

就像今天初接触互联网的青少年一样，斯诺登在网上寻找各式一般生活中看不到的信息，从修理家中物品的教学、电脑架构与程序设计相关的知识，到下载色情图片影片、与陌生人在论坛上匿名吵架，都占据了年轻的斯诺登大部分的光阴。他也用较为沉重的代价学到了，网络生活再有趣与理想，都不是生命的全部。可能是对网络的沉迷令人抽离现实，又或者是对现实的失望使我们投向网络的怀抱，对斯诺登来说可能两者皆是。在他于互联网世界遨游时，父母离婚、自己感染了单核白血球增多症、高中成绩一落千丈无法毕业。但靠着他在“玩”电脑的过程学会的丰富知识，他还是申请上了社区大学，借此脱离了令他痛苦的环境。

人生转折来得像电影桥段一般，在斯诺登看似走出阴霾、正将从大学毕业面对大好人生时，“9·11”发生了。恐怖攻击像改变了美国一样改变了斯诺登。爱好自由的电脑“极客”（geek），成了一心想奉献的爱国青年。

爱国青年斯诺登

斯诺登的爱国之路并不顺遂。他在立志报效国家后，加入了陆军，而且靠“9·11”后为了快速革新、逐渐抛弃传统的军队体制，一入伍便加入了18X计划，若通过此计划，便能取得许多人经历数年军旅生涯才能得到的、加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机会。但在培训过程中他遭遇意外，双腿粉碎性骨折，不得不放弃尚未开始的军旅生涯。

真的将斯诺登的才能放上正确位置的，是情报工作，各确切地说是CIA（中央情报局）与NSA（国家安全局）的合约工。合约工听起来是外包的简单工作，但斯诺登在名义上是合约工的期间，做过在日内瓦大使馆为美国间谍提供协助的技术人员、驻日美军基地的NSA系统管理员、夏威夷NSA基地的文件系统管理员，其工作内容的重要性相较于正规员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合约工不过是情报机构掩人耳目的一贯手法，用来绕过法律上对政府机构员工数量的限制，使这些人不需受国会监督，成为美国对全世界，甚至是对自己的国民都无法无天的最强后盾。

斯诺登走上了家族的老路，用自身的专业为政府服务。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美国，爱国不仅是无条件的奉献，同时也是人生规划的一部分。斯诺登九岁时全家搬到的社区克莱夫顿（Crofton），就位在米德堡（FortMeade）旁边，在这个区域有超过12万名政府机构的员工，分别属于个政府机构。这个地区俨然是由公务员，主要是美国政府所培养的高技术人才所形成的社群，在这个社区中从同学到邻居，全家人都在极机密的情报机构工作，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这里的求职者就像世界各地追求事业发展的人们一样，会不断换到更理想的工作，而且自然会寻找他们一路深耕、最擅长的领域——政府情报产业。在这种环境下人们不轻易谈论政治，因为情报工作者就像军人一样，不论是谁当选总统，他们都要为政府服务，而谈论政治就像是在谈论自己的工作，甚至更严重地，表达出自己比较愿意为谁工作的意图。就算是秘密规划入侵中东国家的CIA情报员，在这个社区中也是和蔼可亲的邻居、球友或健身伙伴；就连最亲密的伴侣间也不知道对方是否正在参与会改变世界局势、造成数万死伤的秘密计划，毕竟法律不允许他们对任何人透露工作内容。情报工作需要，也鼓励他们过得像最“正常”的美国家庭，避免极端的行为与价值观。斯诺登说，这类工作的荣耀感不来自事迹被大众得知，而来自他们做完最惊人的工作后回到私人生活中，还能以一举一动说服身边每个人：他是属于他们的一份子，普通、和善、知足常乐。情报机构规范、“只是工作”的态度与合约工模式一同在鼓励他们对政治沉默，毕竟谈论政治就是在谈论工作，但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要防范恐怖主义，建构一个能监控全民、甚至全世界的系统，对情报机构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若能掌握每个人的信息，想要调查任何人与组织的关系、甚至为谁安插罪名，都是轻而易举。甚至，美国根本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么做的政府。斯诺登之所以开始调查是否存在这样的系统，只是在一次针对他国情报体系的内部研讨会上，基于“美国情报机构怎么可能不做一样的事”的念头，出于好奇才开始探索。当时他是CIA驻夏威夷的微软SharePoint系统管理员——简单来说负责管理全机构的简报与报告等文件，在充满机密文件的NSA中，就拥有了能窥探全美国最不可见人的计划的权力。虽然找到大量文件佐证，斯诺登仍不满意。为了验证这个系统的存在，他换到了下一份NSA在美国本土的工作，只为了一窥它的实际运作。

结果他找到了。NSA中被称为XKEYSCORE的系统，就像是个人秘密的的搜索引擎，只要打入一个人的部分资料，如姓名、住址、甚至IP位置（每台装置在连上网时都会得到的编号，用于与网络上其它装置沟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网可能会有不同的IP位置）、MAC硬件位置（每台网络设备出厂时都会被标上的独一无二编号，可以用于辨认特定装置，无论何时在哪上网都一样），这个系统就能给你所有其它相关信息，从最详尽的信息纪录到他/她正在使用的电脑的镜头画面，都轻松落入NSA探员的掌握之中。这个系统的建制便是基于知名的棱镜计划（PRISM）——完全主导信息产业的美国企业几乎都与政府有合作关系。每个企业产品，从个人装置到线上服务，只要能连上互联网都被埋下了能给情报机构自由存取的后门。

在情报产业打滚的日子中他也意识到，他所热爱的那个互联网正在消失。在云端取代了个人电脑，人们将属于自己的资料都放在大企业的主机上而非自己保管时，已经自动放弃了所有权。人人以实名在同一个社群网站、遵守同一套使用者条款下发表的言论，也使互联网不再有以往探险的色彩。讽刺的是，连NSA内部都在向厂商洽询云端方案，把探员与机构内的资料放上别人的主机。可以说，人们自愿帮了情报机构一把，把自己的资料都放在他们唾手可及之处，当人们需要被保障的秘密都交由同一群人保管时，隐私早已不复存在。

这些发展都让斯诺登想像一个未来——在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的社会，就是所有法律都被彻底执行的社会。但这不该是法律的目的，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不那么应该被彻底执行的法规，小至闯红灯、不做资源回收，大至如斯诺登的泄密案、政治犯与良心犯，都需要有人为考量的空间，甚至可以说不重大的犯罪是使社会成长的潜在动力。在网上发表激进言论便是很好的例子，斯诺登便是在匿名网络上学会如何成长的：只有将言论拿出来被批评检验，人们才能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的黑暗。即使在匿名网络上的发言被批评得体无完肤，人们的自尊也不会因此受损，反而能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换上另一个身份重新出发；而在实名的环境任何有疑虑的想法都只会藏在心中。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是民主的直接体现：人人都能发声，让自己的想法被聆听与回应。斯诺登逐渐意识到情报机构与他所热爱的、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革命彻底矛盾：资料与历史不能定义一个人。若将任何一个人过去的所有言论都拿出来细细检视，绝对是充满矛盾与不堪的；唯有认知到人会成长、随时都在成长，社会才有一起进步的可能。

年，本·拉登被美军击毙，从“9·11事件”至此的这十年象征了美国的反恐历史。当时因病在家休养的斯诺登回顾这十年为国奉献的人生，在举国狂欢中不得不面对令人不安的问题：世界更和平了吗？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美国对战俘的拷问与虐待还在持续，甚至伊斯兰国延续了基地组织的反美情绪而崛起，一切仿佛又要回到原点。斯诺登开始怀疑反恐计划的成效：美国政府发起越来越大的战争所带给人们的是和平，还是蒸蒸日上的战争产业？他自己年纪轻轻就能拥有的、由政府“赏赐”的富裕生活，似乎回答了他心中的疑问。

“9·11”象征了美国情报体系的重大失败，因此激进又急迫的改革成了情报机构的第一要务。这也成了斯诺登与一票具有高超技术能力的骇客们进入情报机构的契机：正逢电脑与互联网技术急速成长，情报机构急需能分析与控制世界各地数字化信息的人才。在这之前，没有大学学位是几乎不可能循正规渠道进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但这类人多不擅长、或不屑于正规教育，大概也是出于当时机构内缺乏对这类人系统的了解，才让斯诺登等人年纪轻轻就做上能掌握大量机密信息的重要工作。他们还太年轻，以至于还来不及放弃理想；而心中怀抱理想的人，不会轻易服膺于现实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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